中国最近物价指数的上涨不仅引起了国内民众的关心，也使世界为之关注。最近一期美国《时代周刊》刊载了Austin Ramzy的一篇题为“中国下一宗大出口：通货膨胀”的文章，其他媒体如《国际先驱论坛报》以及一些网站也都纷纷转载或发表文章，对中国通胀问题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分析。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反映了中国经济指标的变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的变量。但是，文章更多反映的是作者观点的片面性和对世界经济运行基本规律和机制的浅薄认识。

　　中国最近物价上涨是事实，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继续增加也不假，中国出口商品因此可能会涨价，从而使进口中国商品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进口商品价格跟着涨价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就此说中国出口通货膨胀，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有颠倒黑白之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为典型的输入型，中国不仅不是通货膨胀对外输出的源头，而恰恰是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中国在全球资源性商品不断涨价的近10年中，通过不断压低劳动力的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途径，保持了近10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稳定，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保持低通货膨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就在中国工人拿着比较低的工资，为世界市场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的时候，发达国家却不断指责中国对出口商品提供补贴，指责中国企业低价倾销，不断对中国出口商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和制裁，并且在经济不景气时还曾耸人听闻地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现在，这些指责余音未消，截然不同的反向的评论又在吸引人们的眼球。

　　其实，稍有国际经济常识的人都不难判断，中国在全球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出现通货膨胀率走高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当前的物价上涨的首要原因是外汇输入而引起的货币供应的扩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际收支连续出现顺差，最近几年顺差的规模更是不断扩大，顺差扩大的结果就是外汇的流入，在输入外汇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将美元贬值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也一起输入了。当然，通过央行的政策操作可以对国内通货膨胀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规模地干预的同时，也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但仍然有十分可观的外汇储备量无法冲销，成为基础货币的投放。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央行今年已经连续提高了八次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但是由于输入的外汇量过多，货币政策的效率被大大削弱。

     尽管以CPI衡量的物价水平表现出明显的上升，由于不是因为国内需求过旺引起的物价上涨，所以人民币就出现了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特殊现象。它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通货膨胀也不一样，不会出现抢购和挤兑存款的现象，而且基本物资供应仍然非常充足，只是一些生产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商品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涨价。

　　对于国外舆论所关注的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问题，我们也不否认。它是在物价上涨后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起的，因此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在下个阶段也将发生作用。但是需要指出是其他生产成本早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前就已经大幅度提升，从石油到有色金属，再到铁矿石等几乎所有的基础性原材料都在大幅度涨价，中国劳动力再不涨价就会违背基本经济规律，不利于中国劳动力的再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物价上涨中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能忽视。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以及农村人口结构改变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的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一些基础副食品和农产品价格在近期上涨的幅度比较大，这是被延迟出现的“巴萨效应”。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储备巨大，使得巴拉萨与萨缪尔森所描述的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快，工资上涨也快，最后带动非贸易部门工资上涨，并使物价总体水平上升的过程长期没有在中国出现。但是基本经济规律总要发挥作用，“巴萨效应”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而并不能就此可以得出中国将出口“通货膨胀”的结论。

　　可能还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即使是输入性通货膨胀，也是过分压低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所造成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有些偏颇。第一，通货膨胀可以在一国货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出现，例如，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出现过日元大幅度升值同时物价明显上涨的情况。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能遏制外部投机资金的流入，我们则同样会面临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第二，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外汇计值的涨价幅度可能会更大，与目前比更有可能被歪曲为输出“通货膨胀”。第三，美元是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国际货币，是美元不断贬值引起全球以美元计值的商品与劳务价格大幅度上涨，因此有能力输出通货膨胀者也只有美国一家。我们不管采取何种汇率制度，要想避免以美元计算的通货膨胀都是不可能的，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充其量也只能隔离一部分贸易资金的流入，而结果可能是出口减少，失业增加，通货膨胀仍高企不下。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我们需要防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