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警惕“标准化”迷思

大凡办教育的，都会承认，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大学”。在流行“与国际接轨”口号的今日中国，办大学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已经是共识，可还必须记得：第一，大学要接地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校长们都很聪明，也很有事业心，但为何大学办得越来越没特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被各种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给逼出来的。从评个人到评群体，从评学问到评道德，无所不有。说句不中听的话，如何应付评估，已经成为一种“专业技能”。对此，学界有很多尖刻的嘲讽，我就不说了。

200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的《学术不是评出来的》，那其实是一则旧文，两年前刊在一个杂志上，不知怎么被“发掘”出来了。我在文章中称：“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利、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重刊旧文时，编辑删去了最后一段，那是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今天，我想追问的是，即便还有汤先生这样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他所在的大学会高兴吗？会不会动员他顾全大局，帮学校在评委面前说几句好话——起码不说坏话和怪话。

不是说中国的大学是独立王国，无须监督，也不能评估，而是目前没完没了的“评估”，以及越来越细的“指标”，使得各大学都紧盯着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办学，不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必定是，大学之间面貌迅速趋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标准化建设”，其背后的理念是“大一统教育模式”。以如此整齐划一的评估标准，去裁断五花八门的有着各种不同历史传统的大学，焉能不截长补短？我曾经提出，教育部管大学，不该“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抓小放大”——跟政府管国有企业

四、理解并尊重“学科文化”

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象。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宗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顽固、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

不同学科与专业之间存在着隔阂，这是知识生产制度化的必然产物。同一学科内部，经由长期的发展与演变，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被从业者广泛认可的概念术语、研究方法、表达方式等，外人很难理解，更不要说插嘴了。长期以往，学科与学科之间，由于理解以及沟通上的困难，很容易造成各自的偏见——你嘲笑我是“伪科学”，我说你那“根本不算学问”。各有各的学术视野，各有各的专业趣味，各有各的偶像崇拜，也各有各的自尊与自爱。当这些趣味不同、发展途径迥异的学科集合在一起，组成知识共同体“大学”时，必然会发生摩擦与碰撞。所谓“大学管理”，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大学内部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整合。

将近半个世纪前，英国学者C·P·斯诺论述“两种文化”，当时影响很大，现在看来过于“粗犷”了。可反过来，不断强调每个学科乃至二级学科的“特殊性”，又太琐碎了。像盖夫和威尔逊那样，依据“各学科领域的学者教授在教育价值、教学方向和生活方式等文化问题上有重大的差别”，提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专业学科的四分法，我以为大致可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之间毫无联系；实际上，每一个类别，每一个层次，都有相互重叠的领域。”另外，在具体运作时，不同学科之间，还可能“合纵连横”，组成不同的“统一战线”。在《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中，我谈到今日中国大学校园之“分裂”局面：“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面‘学问的隔阂’，已不再是斯诺想象中的那种文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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